名家的偏嗜？

小說大家納巴科夫(Vladimir Nabokov)逃避二次大戰戰火，繼續他自沙俄逃出來的流亡生涯，移居美國後，「就食」(且容我從三國演義借用這合用的字眼)於大學，教授文學。當然納巴科夫出身劍橋，收留他的史丹福、衛斯理、康乃爾，都是美國名牌大學。早在他動身之前，他寫了約兩千頁、合共一百課的講義。據他自己說，「這讓我在衛斯理和康乃爾快快樂樂地過了二十個學年。」

這批講義今天在文學史上很有地位，這固然由於納巴科夫的大名，何況曾經在座上聽讀的學生日後出了一名最高法院大法官和小說家Thomas Pynchon。結果這批講義結集成兩本書，一是專講俄國小說的《俄國文學講義》(Lectures on Russian Literature)，一是專注俄國文學以外的歐洲小說的《文學講義》(Lectures on Literature)。

前所未有的是，有人曾經把納巴科夫講卡夫卡《變形記》的一堂拍成了電影，由著名演員Christopher Plummer來扮演他。

納巴科夫身為「執業的」小說家，極其討厭一切以小說作為標本，來證明某套所謂「科學的」、社會學的、心理學的、文學的等等的理論的正確。蘇聯的那一套，當時的顯學佛洛依德的心理分析，他都極其鄙視。至於好比中國紅學的索隱派、以至當今泛濫成災的達利德一派的虛無主義式的分析，他無緣聽聞，但應該一笑置之。

納巴科夫沒有否認文學的材料來自生活，但他根本沒有興趣停留在這個層面。自他看來，最重要的是小說家的想像力：他以想像力來運用這些材料，建構一個自足的藝術世界。用他的話說，所有小說都是一個童話，「在一本書裏，人物、物件或處境的現實性，端視乎該書的世界而定。有創意的作家總能創造一個前所未見的世界，而假如人物或行為切合這個世界的模式，姑勿論一旦這些人與事遷移到書評家（這伙笨蛋)口中所謂的「現實生活」裏，是何等的不可能，我們還是經歷了藝術的真理所帶來驚愕，為之一樂。就天材的作家來說，可沒有現實生活這回事：他必須自己來締造現實生活，然後締造接著而來發生的一切。只有待我們採納了《曼斯菲爾園》(Mansfield Park)的規約、規矩、叫人入信的紙人紙馬，我們才能充份欣賞到該書的嫵媚。曼斯菲爾園從來沒有存在過，園裏的人從來沒有活過。」

借用林姆(Stanislaw Lem)的分析(參考早前刊登的三篇譯文)，小說的素材是語言，來自現實世界，也是人用來指涉現實世界的工具，因此，不可能達到所謂語意真空(semantic vacuum)的可能。納巴科夫基本上無意於割裂了小說與現實世界的語意上的、本體論上的關聯，而是他作為小說家，志不在此。在《文學講義》裏，收錄了分析奧斯丁、狄更斯、福樓拜、喬哀斯、卡夫卡，普魯斯特和史蒂文生作品的講義，其中卡夫卡的《變形記》和史蒂文生的《化身博士》(The Strange Case of Dr. Jekyll and Mr. Hyde)，一是魔幻現實主義的前驅，在本體論上的前提上保持不確定性，一是近乎科幻小說(或科學小說)，可見納巴科夫在小說對現實世界的指涉方面，他不是狹窄的教條主義者，而是他漠不關心。他無意於從小說去了解現實世界，反之，他認為：「寫作之為一門行當，要是沒有先假定了有把世界看作小說的素材的能耐，則這會是個徒費心力的行頭。」他關心的是小說的藝術創作。

兩本文學講義所見，有點像中國傳統的白話小說的點評，也有點小說寫作指南，基本上是一位大行家教新手如何看「門道」。納巴科夫贊同一位學生的回答：來上這一課是「因為我愛故事」。小說家如何說故事、把說故事說成一門藝術，這就是他在講課中要教授的。

納巴科夫在各個講課中以具體的小說作實例，教學生留意細節、小說家塑造人物的方法、人物塑造如何成為結構的一部分、情節、主題、結構與風格的分析、小說中的事與物的推展劇的功能(仿佛戲劇電影的道具)等等，誠所謂金針度人。

如上文所述，納巴科夫在講義中拿來作樣板的，都是公認的名著，唯一例外的是史蒂文生的《化身博士》。正因為這個選擇，他跟著曾是好友的名評論家威爾遜(Edmund Wilson)齟齬，繼而鬧翻。

威爾遜認為史蒂文生的小說是二流貨色，但納巴科夫則堅持它是一流傑作，並指威爾遜從錯誤的門路入手來看史蒂文生的小說。那麼我們來看看他如何從正確的門路來看這部小說。

納把科夫在講義中對《化身博士》的分析，是呼應著他在各講義中所提出的那一套的。《化身博士》的主題是善惡二元論，人兼具善惡，史蒂文生以主人翁鍊成秘方，吃後化身為惡人，到頭來失控，而以自殺告終來戲劇性地描寫這個主題。納巴科夫指出，小說中的二元觀，是善惡二元論，而不是心物二元論。主人翁Henry Jekyll是常人一個，兼具善惡，但吃過秘方藥後，惡質集中，主人翁化身為邪惡的Edward Hyde。納巴科夫以圓作喻，兼具善惡的Jekyll是個較大的圓，由惡集中而成的Hyde是個較細小的同心圓，這個同心圓挑出(Hyde化身自成一人)，則留下一個光環般的部分，這就是剩下來的善，正因為有這剩餘的善的牽制，Hyde仍想變回為Jekyll(抑或是藥力散盡所致？)換言之，這套化身遊戲是不徹底的。

也就是說，表現在小說中的善惡二元論也不是乾淨利落的。雖然，納巴科夫讚美史蒂文生，把善惡二元表現伸延到Jekyll的大屋之上。Jekyll居住的那部分，是開朗的、陽光的，門向大街，而分出來給Hyde出入的那部分，則陰森可怕的，門向橫街。雖然說不是心物二元，但善惡的分離，也體現在兼具善惡的Jekyll身材較高大，邪惡集中而成的Hyde個子較細小，面目猙獰，掌心有毛。誠然，小說家如何能避免具體地用「物」（身體）的變化來呈現「心」（善惡）的逆轉呢？

這裏可見，無論是身、抑或是屋，都有二元的結構，但納巴科夫卻搞出了含糊不清的三元結構。能說他錯嗎？不，因為小說本身在結構上有這種二元、三元的搖擺。

小說一直是以第三身全知觀點來叙述的，直到Hyde 失控，Jekyll不得不以自殺告終，而以他留下來的遺言作結，交待始末，以及最後關頭的細節。既然是遺言，順理就用第一身叙述。叙事者那個「我」，就是兼具善惡的Jekyll。是他決定煉秘方，把惡的化身Hyde釋放出來的。究竟是他惡，還是Hyde更惡，這本身在道德上已成有趣的問題。到了後來，情況失控了，有天，「我」醒來，發覺有異，照鏡一看，大吃一驚：「我去睡時是Henry Jekyll，醒來是Edward Hyde。」究竟是誰照鏡呢？這句說話究竟是誰說的呢？

同時，遺言在這裏指出，化身不再由人，由最初難於拋開 Jekyll的身體，到後來漸的以Hyde的身體為主，而且，Hyde的身體高大起來。遺言又分析，善惡二種性格共同擁有一份記憶，而Jekyll分享Hyde的快感與冒險，但Hyde則對Jekyll全不理會。誰作這些分析的呢？

既然史蒂文生說Jekyll是個綜合體，再加上這個第一身而又全知的叙事結構，難怪納巴科夫搞出了那個光環般的第三元。那麼，這個第三元應該是純善的吧。按遺言中他自述的取向（「我寧願做心有遺憾的老博士」、「我重新擁抱大自然給生命的局限」），應該如此。這個純善的「我」，固然看著Jekyll失勢，但也叙述自己看著 Hyde作惡，到頭來，「我」在遺言中變成了「他」。正如「我」說：他––我不能再說我……。這種人稱上的混亂，叙事觀點定位上的搖擺，是否符合了納巴科夫的主張，在深一層的結構上反映出情節、主題的發展，所謂營造了一個同構體(isomorphism)呢？是否因為這個理由，納巴科夫把史蒂文生這部小說定為一流作品呢？

問題反過來看，如果史蒂文生不以這篇第一身觀點叙事的遺言來作結，統一以第三身全知觀點的叙事結構來交待，是否可以避免那個不清不楚的第三個「我」、那個純善的第三元？我們看到是一個善惡兼具的常人因一時的歪念，行差踏錯，結果積惡難返，但善惡兼具者，始終有善，因此得以以死反撲，這樣說來頭頭是道，這裏用不著一個心理分析的「超自我」，時刻在觀照著。畢竟，談人性善惡二元論而搞出三元，有類蛇足。